户籍改革自1992年提上议事日程以来，至今仍然是“养在深宫人未识”。这项改革推进之难，大有超过上个世纪7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、中国“入世”谈判的架势。16年年年走在“征求意见逐步完善”的征程上，谁见过这样的改革？

尤其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“不会一刀切”的说法，既是定调，也是表态，更让翘首以盼的民众有“空欢喜一场”的感觉。

白景富的理由是，户籍制度改革牵扯到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,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。他解释说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。有意思的是他的反问:“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，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？”

那好，俺就拿白副部长的这个反问说事。俺的态度很明确: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俺都不会要北京户口。原因很简单，俺在皖北的一个县城有份很不错的工作，有固定的收入，俺要北京户口干什么？你北京的户口就是再放开，俺也不去！

户籍改革之所以16年“悬而不绝”，我认为原因恐怕在于户改决策一直处在“关门决策”的状态。就是公安部门召集一帮子“利益相关者”，躲在办公室里想点子。而这些“利益相关者”，既对民众意愿、民众呼声置若罔闻，又对开放的时代大潮视而不见。在办公室搞研究，征求意见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。研究来研究去，16年了还是不愿意拿出来示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总想照顾到“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”，哪一方面照顾不周全好像都不行。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，任何时候“关门决策”都不是什么好鸟。它与现代决策应具备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品格格格不入。它对民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也不讲理性和科学，唯一的考量只是“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”。

比如户改中涉及到的教育、医疗方面的利益。笔者本人从没有参加北京的建设，甚至都没有机会到北京旅游、出差过，自然就没有资格获得北京户口，我的孩子自然不能享受到北京的教育资源，我的全家自然不能享受北京的医疗资源。但我老家村子里就有人在北京务工，有的可能都在那里干了一二十年了。他们在北京的房子是固定租赁的，他们在北京的企事业单位工作或者干个体，他们在那里生活。既然他们是北京建设的参与者，他们就应该是北京人中的一分子。他们的孩子就有资格在北京的学校读书，他们一家人就有资格享受北京的医疗服务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话又说回来，你就是不给他上北京的户口，在我们这些老乡眼里，并不影响他就是北京人的印象。

说穿了，承认外来人拥有北京户口，触动的恐怕是北京教育、医疗界人士的利益，这倒是真的。因为农民工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就不要交一大笔“借读费”了，对北京的学校和老师可能是一笔损失；农民工一家人就医就要跟北京市民一样享受医疗服务了，对北京的医院和医生也是一笔损失；农民工有了北京户口，北京的警察就不能随便找碴了，这对警察可能也是一笔损失。细究起来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

白副部长说，“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，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？”这个反问没道理。要是北京目前真有2000万外地人口，你不给他北京户口，他不还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吗？“关门决策”到这个地步，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了。

最后，我要说，别拿大城市的户口当什么宝贝。我问过那些在北京打工的老乡，他们就没人打算在北京过一辈子的，他们恋的还是家里的几亩薄田。更不要说我本人，对北京户口从来都没有想过。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想事，怎么能与实际情况接上头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