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战后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，造就了一批强悍领袖人物。他们以铁腕维持国内的高压统治，在保持政治相对稳定的同时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。一方面他们是“现代化之父”，另一方面却是镇压与腐败的“恶魔”。昨日走到生命尽头的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就是其中一位。

从1965年上台，到1998年被迫辞职，苏哈托掌控印尼30多年。这段期间，印尼经济以7%以上的速度增长，印尼的贫困率也大幅度下降，正因为如此，苏哈托自诩为印尼的“发展之父”。

但是，长期的一党专政，助长了执政党官僚化，政党统治集权化。因此，苏哈托时代的印尼，可谓是威权统治的典型，即庞大的家族工业、家族政治及家族政权交织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文化差异及民主土壤不成熟，让新生的某些国家很容易走上威权政治道路，因为这种经济现代化模式具有简单实用的特性。简单说就是，在特定时期，这种模式能够提供相当的效率与魄力，可极大地促进经济腾飞。比如，苏哈托用强权在印尼建立起中央集权体制，在全国推行吸引外资的经济政策，让印尼成为东南亚的“经济小虎”之列。这成为苏哈托为印尼留下的经济遗产。

然而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威权统治的简单，同时也是它致命的弱点。由于将政党、公共权力以“民众意志”的形式集中于一身，特定个人与政党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，必然催生政治官僚化、裙带关系滋长、经济腐败横生。首先，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。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制约的权力膨胀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苏哈托铁腕能够保证他的家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，能保证他的妻子称为“10%太太”(指每个合同她要拿的回扣比例)。其次，在威权体制下所期望的依*人性来解决腐败，已被证实是行不通的。例如在发明超市收银机之前，道德教育、思想政治工作及相互揭发等措施都没有杜绝收银员的作弊偷窃行为。但在收银机这一制度创立后，这一矛盾才得到解决。简言之，要脱离腐败，印尼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新制度，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化以及对权力的批评的透明与非罪化。这是苏哈托为印尼留下的政治遗产。

苏哈托维持了印尼稳定与发展的30多年，但他的国家最终没能避免在1997年陷入混乱与危机，而他自己更是在短短3天就被迫下台。这更为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国家留下反思与遗产：腐败与强权下的稳定不是可持续的稳定，威权体制有必要早日转型。而这可能是苏哈托能留下的最好遗产。